作者： 高雅
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将何去何从？
近年来，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欧等经济体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港口罢工潮等，都破坏着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根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世贸组织（WTO）对美国第15次贸易政策审议上个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审议中，美近期出台的《通胀削减法》《芯片和科学法》及其相关措施与世贸组织规则一致性、美政府采购政策、泛化国家安全等问题，是成员方关注的重点。2022年12月9日，世贸组织专家组就中国诉美钢铝232关税措施世贸争端案（DS544）发布报告，裁定美相关措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驳回美援引世贸组织安全例外条款进行的抗辩。
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称，中方发言列举了美出台大规模歧视性补贴政策、依据“301条款”单边加征大规模高关税、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指出美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对于全球供应链来说，这是否传达出一种积极信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未来的供应链发展趋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宇宁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几年中，由于疫情和经贸摩擦等因素，全球供应链的运行逻辑出现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对此，高宇宁认为，中国从全球层面来说应坚定维护和支持全球多边贸易制度安排，同时更积极地推进自身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必要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也应用好用尽相关手段和措施，在政府的帮助下维护自身权益。
第一财经：对于稳定全球供应链来说，审议是否传达出积极信号？
高宇宁：过去几年，美国以扩大化“国家安全”等各种理由中断和干预全球供应链的生产协作和运作，WTO很多主要成员对此明显形成了重要共识，即这已成为冲击当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运行的重要因素。
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运行和发展不仅是一种商业的行为，也称得上是全球经济运行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基础设施。这和全球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一样，对其进行破坏和中断都对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安全稳定都构成了严重挑战。
目前，美国面对通货膨胀和产业发展等一系列国内问题时，把国内法延伸化，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随意中断和影响供应链的运作。因此，在此次审议中，有32个WTO成员向美方提出超过2000个书面问题，这显示出大家有共识性的期待。对于个别成员不尊重全球制度性基础设施运行的行为，WTO这样的全球多边贸易运行体系应该给予明确的信号和回击。
第一财经：美欧近年来出台多项供应链相关的立法，中国应如何应对？
高宇宁：从全球层面看，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重要维护力量，面对这样的环境，中国首先仍要维护和支持全球多边贸易制度安排。在WTO这样的多边贸易机制下，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更加积极地落实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推动建立更加稳定、顺畅的全球供应链的举措、倡议或者运作机制。
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应更积极地落实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使中国的大市场对全球企业和投资更具吸引力。此外，我们也要给予所有投资者更加稳定、清晰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运行保障的预期。通过制度性的开放，我们能够更好地吸引外资，这也能帮助我们对冲欧美保护性和排他性措施的负面影响。
从企业层面来看，一方面，“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大可能有直接力量对抗欧美经济体的政策，因此从适应层面说，它们应该更加注重和重视国际层面的合规要求。但另一层面，一旦当中国企业面临不合理的合规要求，或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超常规的审查等，企业也要积极寻求各种类型的救助措施和手段，包括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反制性措施等。
从国际一般的经济运行规则来说，很多时候，如果企业不主动向政府寻求救助和帮助，我们的政府部门通常不能够主动直接干预。但如果企业能积极主动地用好用足相应政策手段，这在未来企业的应对中是一个重要步骤。
第一财经：在稳定供应链和价值链方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样的区域贸易协议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高宇宁：RCEP现已经成为当前全世界覆盖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成员结构最多元的自由贸易区，同时90%以上的商品将逐步实施零关税。这样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是对当前多边贸易体制的进一步深入推进，也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来多元的多边贸易体系，驱动经济发展，比如“一带一路”倡议。
最关键的是，RCEP的自贸区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区和示范区。它能向世界展示，一个稳定、成熟、高效运行的跨国跨区域供应链是如何运行的，以及是如何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RCEP不仅促进了中国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同时也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方向，使中国和周边的发达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共同打造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供应体系的新高地。通俗地说，中国正在争取我们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点赞的贸易伙伴越来越多。
第一财经：未来的全球供应链发展会呈现怎样的趋势？
高宇宁：平时我们提到的所谓“三链”，分别是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在过去五年或更长的一段时期中，三链的根本运行逻辑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有经贸摩擦的原因，也有疫情的原因。
具体来说，全球供应链此前更多单纯地围绕着效率逻辑，怎样能使得效率更高，就怎样组织全球供应链。但现在，它很明显已变成在效率和稳定逻辑之间的一种平衡。换言之，一旦出现断链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能够保障供应链的稳定运行，这个问题也开始变得重要。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准备备用供应链，包括更多的库存等，这都是对逻辑转变的应对。
从全球价值链来说，它原本更多是一种成本逻辑，现在则在成本逻辑和安全逻辑之间取平衡。例如，以前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主要取决于哪个地方的成本低。但在当前所谓安全问题和稳定问题面前，从经济学上看，这是短期内某一局部瞬间出现了成本无穷大，所以就必须在原有的成本和安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如今，很多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已不仅由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决定，而是更加全面地考量。
而全球产业链以前由创新逻辑引导，哪个地方的创新要素聚集，全球产业链就往哪里去。但现在，它正在从单一的创新逻辑向创新和竞争相平衡的逻辑转变。
第一财经：如果未来的贸易反补贴争端进一步扩大到为跨国企业提供代工服务的供应链条上的所有企业，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
高宇宁：这会带来三方面挑战，同时也伴随着进一步的转变。
第一，它必然会带来整条供应链成本的提高。补贴的提供和追溯以及对合规的运作和适应，必然会面临成本增加。第二，监管体系将变得更加复杂。以前很多供应链的监管都设置在海关和边境上，但一旦出现上述现象，监管措施会从“边境上监管”演变为“边境后监管”。例如欧盟准备实施的碳边境调节税等，就是一种典型的边境后监管。第三，这会使得跨国公司的责任变得更大、更难。原来，企业的责任只是“管好自身”，但未来则面临着更多涉及全供应链的社会责任，包括更多尽职调查。
但从中长期来看，这样一系列变化，反过来也可能会促进全球生产和分工的新特征出现，这也包括三方面。
第一，面对更高的成本，可能会出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和机制。因为成本的提升，就需要更多更深的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措施，以便进一步降低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中的运行成本。
第二，更加复杂的监管会在中长期推动更深入的跨国监管合作。边境后监管必然需要这种监管合作，因此这是更规范化的监管合作的一种积极信号。
第三，未来的跨国公司面临着更全面的企业责任，比如全供应链的ESG即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和治理责任等。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压力和变化可能会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更加全面地落实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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