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2025 Inclusion·外滩大会“金融科技新应用与央行数字货币创新发展”见解论坛上表示，历史上每一次的货币形态的变化都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在每一次货币形态变化过程中，都会伴随官铸钱与私铸钱之争。私铸货币所导致的货币单一性问题需要用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来解决。
穆长春指出，如今，随着网络技术、移动支付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央行数字货币已成为法定货币的升级方向。现代银行体系下，如果没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私铸钱流通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国内有多家货币发行方，每家货币发行方的资产质量差异会导致货币价值的差异。多种货币以不同价格交易，会增加交易成本，银行体系稳定性降低，货币的记账单位功能也会存在不确定性。
“货币的单一性问题，也就是货币按面值的可互换性，一国的货币在支付中都应该是等值的。私铸货币要实现这种可兑换性，而且要保障抵押品的价值安全，就必须无条件按面值兑换成法定央行货币。”穆长春说道，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随时为需要资金的银行提供流动性，并通过严格的央行监管和存款保险机制来解决抵押资产的安全，同时统筹建立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为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提供支撑。
他从货币发展史角度分析称，货币体系的演进表现为形态和信用的交替演进。法定货币体系的确立是因为国家信用一般优于私人信用，是历史的自然选择。不论技术如何变化，货币的币值稳定、流动性充裕，支付体系的公平、安全、高效、普惠是不变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信用的支撑、货币流动性的提升以及央行保障能力的增强，使得商业银行货币实质上具备了央行货币的性质，二者界限日益模糊、逐步融合。”穆长春表示，其一，在存款准备金和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基础上，存款保险制度使得商业银行货币的信用大大增强。央行保障起到了支持商业银行货币的作用。其二，移动支付技术支持储蓄账户的货币层次下移，流动性提升进而加强了资金的安全性，弥补了存款保险制度的额度限制。其三，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央行对商业银行货币的保障能力，央行可以更好地管理风险并维护币值稳定。在此意义上，严格以商业银行负债和央行负债来进行区分不再适用。
他强调，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为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保障我国的人民币的货币单一性，维护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安全，我国也需要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也就是数字人民币，并相应升级货币和支付金融基础设施。同时考虑到商业银行货币与央行货币的融合趋势，在根本上解决法定货币与私人货币的矛盾，既要发挥商业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力量，又要维护货币单一性与金融安全，中国采用了双层运营架构。
从2014年至今，数字人民币经历了理论研究、闭环试点、开放试点三个阶段，已在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日常生产生活领域逐步推广。
谈及数字人民币的试点，穆长春直言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同时也发现货币体系中的一些新的变化，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升级。
在宏观层面，目前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央银行直接负债，实行100%准备金。客户将资金存入钱包后，资金即回笼至央行。这就要考虑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提高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派生能力。
在微观层面，商业银行承担钱包管理、资金安全、支付服务及合规反洗钱等责任，而数字人民币目前是央行的直接负债，应该考虑实现责权利一致。让老百姓和企业手握闲置不生息的资产也会失去货币的时间价值。
“因此，为保障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加上价格预期相适应，同时提升商业银行和用户的积极性，应该对数字人民币的计量框架进行升级，同时通过币串和全局统一账本等业务技术特性，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货币服务。”穆长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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