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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校长姜斌的办公室位于该校行政楼走廊的一侧，走廊尽头的玻璃窗框住一片蔚蓝的天空。
这些年，南航的这片天空很“热闹”。
2023年12月，我国作出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的战略部署。转年1月，南航便牵头成立了我国首个低空经济领域的产学研联盟，并围绕低空经济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举办低空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与深圳共建低空智联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与南京共建低空经济产业园……
作为一所以“三航”，即航空、航天、民航为特色的行业类高校，南航发展低空经济有着天然的学科优势。然而在姜斌看来，在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对于一个行业的建设与发展来说，高校仅有“学科优势”是不够的。
高校规划布局需考虑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科学报》：近几年，南航在低空经济领域的科技研发及产学研结合方面持续发力。作出这样的部署，南航有何考虑？
姜斌：南航发展低空经济有天时、地利及人和的优势。
所谓“天时”，自然是国家对于发展低空经济的大力倡导以及支持。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南航必须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响应国家的倡导、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既是南航的责任，也是南航的使命。
所谓“地利”，则在于南航拥有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的全学科要素、全专业覆盖、多平台支撑优势。具体而言，南航目前有3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即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这3个学科与低空经济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升级深度契合。
同时，发展低空经济离不开飞行器。作为航空航天类高校，南航已经构建了从飞行器总体设计、能源动力、飞行控制、航电载荷、材料制造、检验检测，到空域管理、适航标准、法规政策等全套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体系，几乎覆盖了无人机全产业链。这些都给南航探索低空经济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至于“人和”，则在于发展低空经济能够在产教融合及人才培养方面，给予南航很强的“正反馈”。
比如，在发展低空经济的同时，学校进一步深化了与地方政府的紧密合作，实现了从研究创新到应用诉求的深度匹配，同时也为丰富长三角地区低空场景应用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
再比如，南航作为全国首批获批“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的6所高校之一，今年将迎来该专业第一批学生入校。之所以能够首批入选，也离不开这些年学校在相关领域的努力。
总之，南航发力低空经济领域是深入思考后的慎重之举。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倡导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涵盖范围也十分广泛。是否可以认为，高校在相关领域的发力都需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
姜斌：这样说多少有些绝对。不过，高校对于自身发展方向和重点的调整是一件大事，即便只是几个专业的微调，也会牵扯大量人、财、物的投入。因此，审慎的态度是必要的。
在我个人看来，高校所有的规划布局、战略调整都要全面衡量自身现状与发展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行不通的。
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的话题越来越热，南航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很多高校都会到南航“取经”。在这些高校中，有些高校在学科布局、校地结合等方面具备了开展低空经济研究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有很强的意愿。但也必须承认，有些高校在先天条件、相应的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方面“尚欠火候”，仅凭一腔热情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的，反而可能弱化学校原有的学科布局和发展优势。
带特色的综合才合理
《中国科学报》：你似乎非常看重南航的行业特色，那么相比于综合性院校，行业类院校在当前的发展环境中优势何在？
姜斌：简单来说，行业类院校的优势就在于4个字——有的放矢。
依然以南航为例，作为典型的行业类院校，我们在一些基础科学领域，相比那些历史悠久的综合类院校，即便“快马加鞭”也很难实现“并驾齐驱”。
但是，如果将这些基础学科与航空航天相结合，情况便完全不同。比如，2023年南航正式成立数学学院。数学是一门典型的基础学科，南航在发展数学学科上并没有太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们通过积极争取，获批了“飞行器数学建模与高性能计算”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将基础科学与行业特色有机结合在一起，打造了南航在数学领域独特的“标签”。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高校在“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所起的作用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在这“四个面向”中，除第一个更多突出的是自由探索外，其余3个“面向”都直指国家需求和行业需求。在这方面，行业类院校无疑具有更强的“指向性”。
《中国科学报》：目前，很多行业类高校都通过学科调整等方式，使其学科门类更加多样化、综合化。对此，你怎么看？
姜斌：国内高校的情况各不相同。在我看来，行业类高校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不应以牺牲行业特色为代价。
具体而言，行业类高校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学科背景，如果这个特色没有了，其在激烈竞争中便很难处于优势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紧抱着特色学科故步自封。仍以南航为例，虽然我们的特色是“三航”，但事实上除军事类专业外，我们的专业门类几乎是齐全的——这些专业并非无本之木，其中很多是从“母专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比如从“计算机”分出“集成电路”“电子通信”，分出的专业越多，学科门类就越“综合”。
从另一个角度说，那些分出的专业仍然保留着此前专业的学科特性。这既保证了学校整体的行业特征不会受到影响，又能进一步凸显学校的行业特色。这就是“带着特色的综合”，由此产生的专业学科既能丰富原有的学科门类，又不会因为脱离学校的学科主体而显得没有根基。在我看来，这样的综合化才更为科学、合理。
理工之间不对立
《中国科学报》：你在南航一直倡导理工之间的融通，这在高校中并不多见。
姜斌：是的。早在多年前，我还在担任南航副校长时，就时常对我负责联系的理学院师生讲，你们的主要科研阵地固然是数理前沿领域，但如果只是“随大溜”做纯理论研究，是很难有超越同行的重大研究成果的。
然而，如果他们能从工程实践中找到其背后的一些数学或物理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有目标的科研，不但可以使自身的科研成果快速“落地”，还能以此为平台，进行广泛的专业交流和学科交叉。
此外，针对南航要不要单独设立物理学院的问题，我们也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片面地认为在南航物理学只是基础课程，因此没有必要单独设立学院。但事实上，航空航天领域几乎所有工科专业都涉及一些深层次的物理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某些工程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
“理”和“工”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学科融合”也不能只在理、工各自范畴内进行。事实上，理、工之间的融合有着广阔的空间，但这种融合一定是带有学科特色、有目的性的融合，而非为了融合而融合。
《中国科学报》：高校如果要推进理工之间的融合，需要在评价机制上作出怎样的调整？
姜斌：理科与工科的性质不同，评价方式当然也应有所不同。
比如，对于理科来说，论文发表无论何时都是评价学者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我们不能“唯论文”，但不能完全舍弃论文。事实上，至少在理科领域，特别是偏基础研究的领域，学者所发论文的水平是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至于如何科学评判其论文水平，则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小同行评价机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于工科而言，问题要相对复杂一些。
首先，论文发表对于工科教师考核同样具有意义，但重要性有别于理科教师。相比之下，教师的科研成果解决的是实际工程问题，或者是申请专利、转化应用、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乃至于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所在行业发展……在评价工科教师学术水平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应该超过其论文发表情况。
当然，除了不同点外，两者的评价标准有些是共通的。比如，理科和工科的研究对象虽然不同，但对于学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及针对其中关键核心问题的研发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这需要我们的评价标准能透过科研成果，发现教师的这些“核心竞争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能够将这些理工之间共通的标准加以有效利用，也能够产生一种桥梁作用，促进彼此间的融合。
《中国科学报》：你一直在强调“融合”的概念，比如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融合，以及理工之间的融合，那么在教学与科研之间是否也应该相互融合？
姜斌：这是当然的。高等教育领域，教学与科研融合是大势所趋，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疑问，但从实践层面看，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比如，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提高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增加教学在教师工作中的考核比重。对于高教领域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而言，这样的改革调整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正当其时。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种倾向——有些高校出现了一批“纯教学型教师”，即完全不做科研，将所有精力都投入教学。有些高校对此颇为鼓励，甚至设立“纯教学岗”。
在我看来，高校是否应该出现“纯教学型教师”，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果教师不进行科研，如何掌握相关学科领域的最前沿进展？如果老师对这些进展和内容都不了解，如何指望学生能学到最前沿的知识？
相比于“纯教学型教师”，我认为高校更应设立的是“教学为主型教师”。此类教师也从事一定的科研工作，但从事科研的目的在于为教学服务。这种模式相对更合理一些。
“刚柔相济”方令人信服
《中国科学报》：你长期从事与飞行器故障诊断以及容错控制相关的研究。在很多人看来，飞行器这样的精密设备不应该出现错误。你是如何理解“容错”这个词的？
姜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保证在任何时候都不出差错，飞行器这样的精密仪器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研究就是要保证系统在刚刚出现异常，但还未到严重状态时，采用一些软硬件的手段将其控制住；即便不能完全控制，也要采取各种方法保证系统的基本稳定性，从而确保飞行器能够安全返航。
这有些类似于高校管理。
在一所高校的日常运作中，出现“故障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一套完美无缺的内部组织和管理机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出现问题时，在系统整体稳定的基础上，以最小的代价做好“修复”。
这牵扯到两个层面——如果只是一些表面问题或局部问题，及时修正或在原有制度基础上进行小的修补即可。此类问题不必过度反应，否则反而会影响系统整体的稳定性。
然而，一旦意识到出现的问题并不简单，甚至涉及一些系统性痼疾，则需要当机立断，进行整体性机制改革。有时，即便高校内部结构没有问题，但当外界的经济社会环境出现变化时，也要及时调整政策。这样的改革考验的并不仅仅是洞察力，还有遇到相关情况时决策的科学性和果断性。
《中国科学报》：在日常工作中，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宽容的人吗？
姜斌：在学生眼中，我应该是一个学术上很严格、生活上很宽容的人。至于对学校的管理，我觉得这同样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高校管理要留出一定的政策弹性，比如对于某些教师的管理措施，要区分教师的某些行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并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
相比于很多社会机构和企业组织，高校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这种温度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体现在师生的日常管理，特别是教师的管理上。高校的人事管理要有“刚”的一面，对于触碰教师职业底线的行为，要毫不客气地采取铁腕措施；而对于一些特殊情况，高校管理也要展示“柔”的一面。“刚柔相济”才能令师生信服。
《中国科学报》：在教师评价考核标准的制定方面，你通常会把握怎样的尺度？
姜斌：标准的作用是为了确定底线，同时激励教师更加努力，这是制定标准的一个基本前提。基于此，标准的制定就要和目前教师群体的主体水平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
打个比方，一个好的标准要设置在大家助跑十几米，努力一跳就能达到的程度。如果教师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付出了很多努力，仍不能达到要求，这样的标准除了“淘汰”教师、给教师群体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外，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意义；反之，如果标准定得太低，普通人能够轻易达到，其激励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总之，高校的内部管理涉及每一位普通师生的切身利益，不管是评价标准的制定还是人事制度的制定，都需要在尊重底线的基础上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才能保证高校管理在保持严肃的同时，彰显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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