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6期）于2022年11月9日召开。主题为“地方财政运行与财政体制改革”。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出席并发表演讲。
刘元春称，从全世界来看，过去的三年中，各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飙升了近60%的水平，大量的国家都在高债务、高利率、高风险冲击下，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再加上金融危机的挤压，其地方财政问题已经全面凸显”。
谈及我国的情况，刘元春说，部分地方财政出现的收入增长下滑、支出压力上涨等问题，虽然是特殊时期发生的，但如果从世界角度来看，这既是趋势性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周期性产物。
在刘元春看来，今年来我国地方财政面临三大问题：
一是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尤其是地方基金类收入出现同比30%下降幅度，直接导致地方财政总体压力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状态。
二是地方政府在过去所构建的地方财政，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的三角关系在很多债务暴雷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加速恶化的态势，这是要高度关注的。一是地方国有企业，通过地方国有企业的企业收益，上缴利税等途径来缓和政府的压力，这两年地方企业所上交的税收利得占比在大幅度上升，这是导致很多地方国企出现财务暴雷现象的重要原因。二是由财政和政府主导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少数已经出现了困局。三是投融资平台，投融资平台支撑了大量的园区项目和产业项目，这些投融资平台通过资产的转换，进行虚假财政收入列支，已经形成了财政空转的很重要的路径。“地方政府运行的四角关系已经发生一些坍塌式变化，地方财政、地方支配的中小金融机构，地方国企、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四角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异”，他强调。
三是由于省以下财税体系的落后，直接导致基层政府出现压力。刘元春指出，目前地方财政无论从总量，还是从结构，还是从内部循环关系来讲，已经不适应高质量的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的时代，这一套体系可能面临着重大的失灵。“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步入到新时代、新征程，直接导致传统构建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增长模式和分配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他解释说，原来很重要的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获取工业化所带来的GDP和税收效应在减弱，特别是增量上的减少。此外，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中，利用土地二元体系所产生的剪刀差红利已经耗尽。土地、房地产所产生的输血功能已经削弱。第三，必须要从传统经济快速发展、粗放式发展进入到绿色发展，进入到社会公平性发展、共享性发展的新阶段。因此，社会建设支出要大幅提升，并且是刚性提升，一方面是财政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在创新上、在绿色发展上、在协调发展方面、在共享发展方面的支出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地方自身的造血功能实际上出现了不充分、不平衡的格局。
刘元春称，构建在传统分税制体系下的地方的四本账难以支撑未来的变化，同时最为关键的是地方还面临着超级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今年所出现的地方财政困难是时代产生的问题，它所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地方政府运行困难的表象问题”。
刘元春强调，我国财政的全面重构时期已经到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需要全面梳理，税制结构必须进行优化，转移支付的领域、方式也需要进行全面重构。“未来发生的内生激励体系等都依存于财政体系的改革”，他说，虽然这很艰难，但如果不增强顶层设计的系统性，还是绕着弯走，可能在改革效果上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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