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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最近有学者提出，土地体制改革应当将乡村和城郊土地国有化。我在2002年时，就持这种观点。当时写了一篇题目为“土地制度的供求冲突与其改革的框架性安排”的论文，发表在《管理世界》2003年第11期。
当时的理由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工商业经济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可持续发展和大西部开发，对土地制度的供给及其功能提出了特殊的需求。就目前来看，两种公有、高度集中且行政色彩较浓的土地所有和配置制度与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特别是土地集体所有的虚无性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框架性安排：土地的两种公有制并轨，国家拥有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分解国家所有的占有、使用、处置等权力，实行较长的使用年期财产权制度，农民和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土地使用年期财产与社会保障挂钩，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管理主要用于弥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缺陷。
后来再也没提这样的设想和建议。为什么呢？土地国有化与地方政府有着非常大的利益：土地出让金财政利益，以国有土地资产抵押融资利益，收为国有后土地规划征收建设的成本大大下降，还有更方便上项目的利益。因此，延长土地年期（100年）、明晰土地使用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交易这三个关键性改革，可能会落空。这样，农民在土地上的发展权和各项利益空间，会受到更大规模的压缩。
笔者关于农村土地体制改革的想法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模式，在实际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中，与市场体制要求无法耦合。因此，先不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而是明晰和确认自然人和经营性法人土地的使用财产权，延长土地使用年期最少也应当在100年，使用财产权可以交易、出租、注资、入股、抵押和继承。还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是与政府分成，还是农民得出让款，政府收税？是在竞争性市场上交易，还是到政府行政垄断土地出让平台交易？
坚持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等这些具体的改革和事项都完成、确定并且法定之后，再宣布中国普天之下莫非国家所有土地，进行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的并轨也不迟。
无论是过去革命时期，还是在解放后的建设阶段，农民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与城市市民一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眼下经济在需要景气的时候，应防止一些地区重返传统低效率的国有和集体农业经济，加大农业生产者与土地相关的成本，特别是国有、合作和其他集体经济抬高地租、截留补贴、压低收购价格等乱象，避免造成农业农村发展更大的困难。最要紧的是给农民土地颁证确权，使农民有土地的发展权，允许农民以地为本创业就业；最让农民安心的改革，就是延长土地的使用年期；最能高效率振兴农村农业的，就是形成土地公平和竞争性的市场配置。当然，政府还要管住的是，防止因赌博和高彩礼而卖地，以及炒高农村农业土地价格、圈地等扰乱农村农业发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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